瀏覽次
2010年我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達15804.8萬噸，其中2316.7萬噸被焚燒處置。近年來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與土地資源短缺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隨著垃圾焚燒技術的不斷成熟，占地小、減量效果顯著、二次污染小等優勢的垃圾焚燒技術成為眾多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的首選。然而，各地在垃圾焚燒設施選址、建設與運營頻頻遭遇強烈的“鄰避情緒”。
雖然國內外學者對“鄰避效應”的具體描述不盡相同[1～2]，但揭示的具體涵義卻是一致的。“鄰避效應”指的是從公共利益角度看，有利的、必需的計劃或設施，但卻為其附近居民所抵觸甚至強烈反應的現象。從經濟學的角度，“鄰避性”公共設施的利益沖突是由個體經濟效用高低差異引發的，垃圾焚燒設施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務的同時，其環境成本卻集中轉嫁給設施周圍居民，這種收益與成本的不對稱分配導致周圍居民產生“鄰避情緒”。基于此，利用一定的經濟補償手段消除設施收益與成本不對稱分配狀況，有利于消除周圍“鄰避情緒”，促進垃圾焚燒設施的選址、建設與效益發揮。本文調查獲得垃圾焚燒設施周圍居民對設施的態度，并利用CVM測度設施周圍居民接受設施選址的受償意愿，探討利用生態補償這一經濟杠桿緩解垃圾焚燒設施“鄰避情緒”的可能性。
采用條件價值評估法（CVM），在廣州番禺生活垃圾焚燒設施四個選址周圍發放調查問卷1517份，對垃圾焚燒設施周圍居民接受設施選址的受償意愿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垃圾焚燒設施的選址受到公眾的普遍關注，居民傾向于拒絕獲得經濟補償接受設施選址，選址周圍居民的個人年均受償意愿為5057.76元，并受居民收入水平、年齡等因素明顯影響。可見，垃圾焚燒設施強烈的“鄰避效應”非單純經濟補償政策可以解決，應首先利用科學、規范選址、建設與運營，盡可能降低垃圾焚燒環境風險，構建開放型的公眾參與城市固體廢物處理處置決策機制與公眾環保知識宣傳機制等，保證公眾對垃圾焚燒信息獲取、決策參與和全過程監督，在此基礎上，構建體現垃圾運輸成本的階梯式收費機制配合多形式的焚燒設施周圍居民生態補償機制，方能扭轉垃圾焚燒設施“鄰避效應”為“迎臂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