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分類是一項較為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千家萬戶、諸多部門，包含多個環節、多個層面。社會關注度高，公共話題性強，必須結合國情社情民情，認真總結揚棄國內外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做好頂層設計和路徑規劃，有針對性地加強生活垃圾分類的法治建設、文化建設、制度建設、設施建設，求真務實，循序漸進。

引導居民養成源頭分類投放習慣

垃圾分類是垃圾處理的前端環節，有助于提升垃圾處理系統效能與二次污染控制水平，但其意義遠不止于此。環境保護，人人有責，也需要人人盡責。這需要切實引導居民履行環境責任、踐行環保理念，養成源頭分類投放的生活習慣。

從國際國內經驗來看，脫離居民的源頭分類投放責任來推動垃圾分類，只能是“假裝在分類”，無助于產生前減量和源頭減量，更不可能持續。只有真正將居民的源頭分類投放責任落到實處，才能形成全民參與垃圾分類的長效機制。

各地在推動垃圾分類的過程中，應將其定位于“個人文明的培養基、社會文明的試金石、生態文明的助推器”，切實引導居民履行環境保護責任，引領綠色生活帶動綠色發展，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掩耳盜鈴”。

面向高質量發展，注重分類的“質精”而非“量大”

我國當前大力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大大提升了垃圾分類及回收利用的準入門檻。常態化的嚴格環保督查與“洋垃圾”入境禁令又大大壓縮了“散、亂、污”再生資源回收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空間。“高質量發展”也意味著過去量大質次、薄利多銷的低端再生產品將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可以預期，短時間之內我國生活垃圾源頭分類的準確性不可能很高，現階段追求“量大”，其后果往往是一堆垃圾勉強分成組分略有差異的幾堆垃圾，以其為原料只能生產低端再生產品，而且要付出較高的經濟成本或環境代價。低端再生產品市場空間越來越小，反過來又對垃圾源頭分類造成沖擊。

因此，現階段推行垃圾分類，應更加注重分出物的“質精”而非“量大”。有了“質精”的分類產物，才可能有高質量的再生產品，才能有效切斷“散、亂、污”企業的原料供給，促進再生資源回收行業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

加快構建生活垃圾分類中國模式

綜觀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雖然生活垃圾分類已得到成功推行，成為生活垃圾處理鏈條上的“標準配置”，但因各國自然社會經濟條件的差異，分類方式、分類效果、處理方式也各不相同。

日本地狹人稠，土地資源極度稀缺，“減量化”是最為迫切的需求，因而減量效果顯著的焚燒發電成為主要的垃圾處理方式，垃圾分類的主要目標是分出“可燃垃圾”與“不可燃垃圾”，可回收物要求精細分類。美國地大物博，對“減量化”的需求遠不如日本迫切，因而垃圾處理仍以填埋為主，焚燒為輔，垃圾分類也以分出紙張、塑料等高價值可回收物為主。德國的自然條件介于日本與美國之間，在挖掘垃圾處理領域溫室氣體減排潛力的目標驅動下，形成了機械—生物處理與焚燒發電并重的垃圾處理方式，“生物質垃圾”成為分類品種之一，可回收物主要分為紙張、包裝物和玻璃。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廢紙、廢塑料等的分類回收率雖然較高，但絕大部分并未在本土得到再生利用，而是出口到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實際上這也是一種變相的“污染轉移”。我國出臺禁止“洋垃圾”入境嚴控固體廢物進口的政策后，這些國家也不得不面對嚴峻的垃圾處理形勢。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還十分突出，不同區域自然條件也存在巨大差異，這就決定了我國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必須對癥下藥，因地制宜。

在選擇性分類收集，即將垃圾中特別有用、特別有害、特別有干擾的組分在源頭分出來的基礎上，土地稀缺、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可以采取焚燒發電為主的處理方式。土地相對豐富、人口較為稀疏、經濟相對欠發達的地區可以采取填埋為主、焚燒為輔的處理方式。大部分中等城市可以采用焚燒發電與生物處理相結合的處理方式。也就是說，生活垃圾分類處理中國模式不可能是單一模式，而是博采日本、美國、德國之所長的綜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