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說，“垃圾分類工作就是新時尚。”常紀文是率先將這項時尚事業帶到家鄉的學者，擼起袖子加油干了兩年多，他的農村垃圾分類實踐之路走得怎樣？近日，中國固廢網再次約訪了常紀文，聽他講述了實踐后的新思考。

　　2016年5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和他的朋友自籌了10多萬元，在家鄉湖北省監利朱河鎮李溝村置辦了520個垃圾桶，豎起20塊宣傳牌，發起了一場鄉村垃圾分類的實踐探索，他說，“這是出于愛家的情感，想為老家做點事情。而作為學者，如果學問不和實際相結合，那學問就是空中樓閣，出的主意也不會接地氣。”（詳情請點擊：農村垃圾分類：一位學者的鄉村實踐）

　　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說，“垃圾分類工作就是新時尚。”這位率先將這項時尚事業帶到家鄉的學者，擼起袖子加油干了兩年多，他的農村垃圾分類實踐之路走得怎樣？近日，中國固廢網再次約訪了常紀文，聽他講述了實踐后的新思考。

“成績有一些，但不是太好”

　　早在2016年3月，新一輪的城市垃圾分類潮還沒興起，從浙江金華農村調研后大受啟發的常紀文，自己在家鄉干起了鄉村垃圾分類的實踐。因為他，坐落在江漢平原南端的一個不知名的村落——李溝村，成了湖北省最早自行推進垃圾分類的村子。

　　“這兩年，國家政策環境越來越好”，常紀文表示。

　　2017年3月，《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印發，帶動了垃圾分類新熱潮，與此同時，鄉村振興戰略也快步進入了實施階段，美麗鄉村建設再升級。在一系列國家政策的催化下，垃圾分類工作也駛入了縣市、鄉鎮的快車道。

　　李溝村所在的監利縣這樣的背景下也加大了農村垃圾治理力度，一組數據顯示，截止到今年4月，監利縣累積整合資金5600多萬元，購買垃圾桶19萬個、各類垃圾轉運車輛500輛，在全縣范圍內建立了覆蓋縣鄉村的三級垃圾收集處理體系。

　　常紀文表示，政府的投入在村里也有了體現，2016年的時候，村里的垃圾由專人用三輪車收集，現在縣里給升級成了電動垃圾收集車，收集好后統一拉到縣里的垃圾焚燒發電廠。政府解決了垃圾收運處置的問題。 這些改變讓常紀文很欣慰。

新配備的電動三輪車

　　不過，在政策的紅利在大速率地向鄉村傾斜的同時，從實操層面講，鄉村環境治理尚處在初級階段，要想讓垃圾分類真正在農村落地生根，絕非易事。對此，常紀文沒少下功夫。

　　比如垃圾桶投放這件事，就很有門道。

　　常紀文說，“2016年，我們自籌了520個垃圾桶，但由于村里兩三天收運一次垃圾，之前配備的垃圾桶容量太小，村民門口的垃圾經常堆成小山。” 怎么辦？2017年12月，在常紀文的努力下，葛洲壩綠園集團出資為每戶村民免費發放了兩個150L的大垃圾桶，同時，在村里的主要路段也配備了200對。

每對垃圾桶包括一個綠色的和一個灰色的，上面依然編著號碼，寫著 “李溝村”、“可腐爛”或者“不可腐爛”的字樣

　　“換成大垃圾桶，裝垃圾就夠用了。”可是沒過多久，常紀文又發現了新問題：由于垃圾桶質量很好，容量也大，很多村民就把新垃圾桶搬回家當起了儲物桶，還有些人直接將濕垃圾倒進垃圾桶中，造成垃圾收運困難。

　　前不久，常紀文組織村民代表12人前往湖南省寧鄉市陳家橋村參觀學習，考察了當地的垃圾分類、污水收集處理、鄉村美化、民主管理、鄉村產業等。過程中常紀文發現，陳家橋村也遇到了同樣的難題，而他們的做法是在每個垃圾桶的底部打一個洞，這樣既防止村民把桶拿回家，也能引導村民將濕垃圾用垃圾袋裝好。但打洞也有一個弊端，垃圾滲濾液容易流出來。

常紀文等在寧鄉考察

　　對此，常紀文說，“這些細節里有學問著呢，需要不斷摸索，暫時我們村垃圾桶還沒打洞，我要好好琢磨琢磨怎么辦。”

　　這兩年，為提高村民垃圾分類意識，常紀文多次回鄉宣講，他的父親、兄弟在他的影響下，也加入了垃圾分類推廣的隊伍。去年9月，常紀文又回到村里，給村委會，給村黨支部、村委會和村民理事會代表40人講解垃圾分類。而在接受完這次采訪的第二天，常紀文還要馬不停蹄地趕回縣上，給縣委中心組講生態文明建設與污染防治攻堅戰，其中也會著重談到農村環境整治和垃圾分類。

常紀文到村委會給村黨支部、村委會和村民理事會代表講解農村垃圾分類

　　“兩年半來，有一些成績，但成績不是太好，垃圾分類意識的提升不是一時半會能實現的，需要一兩代人的努力。” 常紀文對自己干的事坦誠而不無感嘆。

　　錢從哪兒來

　　近年來，在政策的加持下，農村環境治理進度突飛猛進，遺憾的是對于誰來掏錢這件事，卻一直沒有被嚴肅、認真地對待和討論過，自始至終，資金都是農村垃圾治理無法繞開的瓶頸之一。在不太富裕的李溝村，垃圾分類的錢從哪兒來也讓常紀文感到有些苦惱。

　　常紀文通過調研算過一筆賬。以前，李溝村每人每年收20元的垃圾處理費，如果按一個村500戶，一戶5人來算，整個村子一年收上來的費用大概是5萬元。而實際需要多少錢呢？一個村子要配備垃圾桶，宣傳板，日常環衛需要8人，再加上管理費用、運費、環衛裝備投入費用等，測算下來，每人每年至少需要補貼80-100元才夠用。另外，如果有機垃圾直接在村上進行處理的話，建設一個陽光房還得投入至少10萬-20萬元。

　　2018年，城鎮化背景下，李溝村實施合村并點，原孫橋村共270戶并入，這樣一來大約需要新增垃圾桶300對。這一筆不小的費用從哪里來？讓常紀文欣慰的是，如今，300對垃圾桶即將有著落，上海奧圖環衛設備有限公司打算贊助，目前正在洽談中。

　　硬件解決之余，為了激勵村民，調動村民們垃圾分類的積極性，常紀文還打算接下來每月或兩個月對每家每戶門前門后的環境整治和垃圾分類開展打分評比，獎勵一次。“垃圾分類需要有獎懲，不過有錢才能獎懲，比如垃圾分類搞得好，可以免收一定的垃圾處理費用。因此，未來，這一塊也缺一筆資金，目前還沒著落。”

　2015年11月，《全面推進農村垃圾治理的指導意見》指出，為提供資金保障，各級財政要積極支持農村垃圾治理，引導社會資本參與農村垃圾治理，鼓勵采取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等方式將農村環衛作業中經營性服務項目推向市場。這兩年，政府和社會資本擔下了給農村垃圾治理投錢的主要責任，財政加大了農村綜合整治投入和補貼力度，社會資本方也在大范圍進入。

　　但在常紀文看來，單靠政府、企業或是村民出錢還不夠，要想有源源不斷的“活水”，還需要社會各界“各顯神通”，形成合力。

　　因此，他建議，有條件的地區可以探索建立住戶付費，村集體補貼，財政補助，社會幫扶或捐資捐贈等多元、長效的資金保障機制。“國家出一點、地方政府出一點，老百姓出一點，社會捐資捐贈一點，資金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常紀文說。

　　“農村垃圾分類是綜合性社會問題”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給出了一個基本論斷，即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這些年，隨著社會的急速變遷，城鎮化發展使得鄉土性在逐漸弱化，但在廣袤的農村，這一特性卻依然比較明顯。

　　農村是熟人社會，熟人社會有利于組織動員和宣傳教育，農民對正面激勵和榮譽獎勵也相對比較敏感，在宗族文化的影響下，農民更容易被帶動，而且一戶一院的居住習慣更有利于垃圾分類的收集與監管……這些都給農村垃圾分類的推行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所以常紀文認為，農村垃圾分類相較于城市而言會容易一些，在實踐中要充分利用好這些優勢。

　　常紀文說，”農村垃圾分類，有些人不屑于干，我的體會是，越干越覺得其中的學問很多，了解了垃圾分類，就了解了農村的家族化、農村的管理、農村的文化、農村的格局，也了解了農村的社會治理，垃圾分類工作不能脫離農村的社會形態而言，它是綜合型的社會問題。”

　　在和村民們“切磋”的這兩年半里，常紀文總結了不少實戰經驗，針對農村垃圾分類管理，他給出了自己的五點建議：

　　第一，民主管理。

　　他認為制度化仍是重中之重。一方面，要實現經費管理的民主化。由于當前村鎮和鄉鎮貪腐的土壤仍然存在，因此建議完善民主監督機制，或者通過第三方監管或者給縣級以上政府來統一管理經費。另一方面，人才選拔培養也要民主化。“要讓人民民主選拔出有能力又真心實意愿意做實事的人來當村干部。”

　　第二，充分發揮鄉賢的力量。

　　2016年，常紀文到陳家橋村調研，他發現了一個有趣現象。陳家橋村的美麗鄉村建設做得很好。鄰村“不服氣”，村民批評外出工作的人太不關心家鄉的建設。不甘下游的鄰村發起了村民捐款，短短兩年就募捐了500多萬，其中一位少時離家現又返鄉的“鄉賢”，個人就捐助了70多萬元。而今年常紀文再去的時候發現，四年來村里累積募捐的資金已達1200多萬，加上財政資金已經超過1700多萬。

　　此外，該村建設美麗鄉村，環境變整潔，還建起了環保學校。為表彰做出貢獻的村民，優秀村民家庭的照片被貼上了村里的宣傳欄，還有衛生評比公示欄，這些做法大大鼓舞了村民建設家園的積極性。

　　常紀文說，有的村比較富裕，有的村比較窮，村集體拿不出錢怎么辦？這就需要充分利用社會各界的捐款捐贈來補充，特別是鄉賢的力量，要大力發現和培養鄉賢。在常紀文看來，鄉賢一般都是有成就、又都懷有濃濃鄉情的人，他們睿智、擁有一定的財富，而且在鄉村享有一定的威望，因此應該多鼓勵他們通過捐錢或者參與鄉村管理等途徑反哺家鄉，比如村民理事會等可以大力啟用鄉賢。

　　第三，建立正向激勵機制。

　　比如通過減稅、立碑等方式鼓勵鄉賢參與，以及通過減免垃圾處理費激發老百姓分類的積極性等。

　　第四，從富裕的地區開始，制定戰略，分級推進。

　　第五，實施城鄉一體化治理，生態工程與治理工程打包等一攬子工程，攤薄成本，實現價值溢出。

　　“垃圾分類成功是生態文明初步建成的標志之一”

　　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反映了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狀態。當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正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已進入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攻堅期，也到了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窗口期。

　　常紀文表示，轉型期也是窗口期，是環境保護最好的時期，垃圾分類也正當時。目前，我國垃圾分類制度體系已經搭建起來，只是實施成效還沒有顯現。相信隨著生態文明的不斷推進，通過一兩代人的持續努力，終究會成功。

　　“我認為，如果垃圾分類分不好，那不算實現了生態文明。而如果垃圾處理干得好，則能帶來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的共贏。”

　　常紀文提到了觸發他實踐農村垃圾分類的浙江金華市。浙江省是全國美麗鄉村建設和農村垃圾分類走在前列的省份之一，對于垃圾分類，浙江省有一個十分清楚的認知：它始于城市，但突破口卻在于農村。金華市則是踐行這一理念的高光點。

　　公開報道顯示，2014年5月起，浙江金華市以農村為突破口，在鄉鎮試點生活垃圾分類減量資源化處理。到2017年底，已經覆蓋全市100%的鄉鎮和98.1%的行政村，同時還探索總結出了“二次四分”法及配套長效運行制度。垃圾治理成功了，有山有水、干凈整潔的農村美景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游客。數據顯示，2017年前三季度，金華各地的農家樂接待游客達1990.2萬人次，營業收入14.41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5.2%和21.67%。

　　在這次前往湖南寧鄉參觀考察回來后，常紀文也感觸良多，一方面，他深刻地意識到民主管理和發揮鄉賢力量在農村垃圾治理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相比前年他去考察時的景象，讓常紀文印象深刻的是，寧鄉在實施了農村垃圾綜合整治后，今年村上建成了一座養老院和一座幼兒園，實現了綠水青山到金山銀山的跨越。

　　“誰先跨出這一步，誰就站在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潮頭”，常紀文說，小問題做大觀察，雖然很多問題是細節層面的，但它反應出了國家文明的方向，我們現在正處在文明轉型的階段。

　　11月8日，生態環境部、農業農村部聯合印發《農業農村污染治理攻堅戰行動計劃》，計劃提出到2020年，確保完成13萬個鄉村的環境綜合整治任務；東部地區、中西部城市近郊區等有基礎、有條件的地區，基本實現農村生活垃圾處置體系全覆蓋等計劃。伴隨著農村污染攻堅戰的打響，生態文明建設的突出短板正在一步步補齊。

“垃圾分類成功是生態文明初步建成的標志之一，預計2030年城鄉都會實現。”常紀文充滿信心。

　　“在此，也希望國務院盡快出臺垃圾分類條例，讓垃圾分類走入法制軌道，把地方政府的責任，企業責任、村干部和老百姓的責任界定清楚，有制度、有經費的保障，才能走得更遠。”常紀文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