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背景下，垃圾焚燒飛灰處理要如何破局？7月29日，E20環境平臺特別主辦“第12期鏗鏘三人行”主題對話，由E20環境平臺高級合伙人、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主持，邀請到新版《國家危險廢物名錄》編寫者、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固體廢物污染控制技術研究所首席研究員/所長王琪先生；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黨委副書記劉建國先生；中南大學冶金與環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鄭雅杰先生；浙江旺能環保股份有限公司總裁江曉華先生，共同探討垃圾焚燒飛灰處理的破局之路。幾位嘉賓從政策、技術以及市場等角度深刻剖析了垃圾焚燒飛灰處理的現狀和可能的出路。

本文根據現場對話整理，未經發言人審閱。

飛灰處理不能只關注后端，還要追溯前端

截止2015年4月，我國籌建、簽約、在建和已經投產的垃圾焚燒場共規劃處理垃圾每天466955噸，總計每年1.71億噸，與垃圾焚燒項目日益增加相伴而生，飛灰產生量也與日俱增。據E20研究院統計，去年垃圾焚燒量為6811萬噸，飛灰產生量已高達395萬噸。而2015年環境統計公布的危險廢物總產生量約有3000多萬噸，可見飛灰產生量所占比例不低。

據江曉華介紹，企業現在接收的生活垃圾根本燒不完。隨著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產生的垃圾量很大。基本上所有的焚燒廠都在擴建，這樣的情況之下燒完的生活垃圾也會很多。

“不僅產生量大，飛灰的性質也極其不穩定，成分復雜。”王琪指出，由于現在生產、生活中采用各種新材料，生活垃圾中有大量的重金屬。中國人吃飯口重，而且食品殘留物的量特別大，含鹽量高，造成生活垃圾中的氯含量也會提高。“危害比較大的就是有機氯”，劉建國也表示，比如塑料等垃圾都含有有機氯，而這部分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分類，也為飛灰處理帶來一定的壓力。此外，王琪介紹，由于垃圾焚燒會產生二噁英，雖然利用各種方式控制它，但終究避免不了它的產生，所以二噁英大部分都會進入到飛灰中。

“除此之外，波動性大也是飛灰的特性之一。”劉建國指出，不僅收集點不同垃圾成份會不同，即使是相同地點不同時間收集的垃圾成份也不相同。他表示，飛灰是垃圾焚燒煙氣凈化的產物，因為垃圾組成成份不同，焚燒工藝、煙氣凈化工藝也不相同，導致飛灰的組成成份波動比較大，加之產生量巨大、特性復雜、干擾性和揮發性元素含量很高，使得后續要利用很難預測，工業生產最期望原料品質穩定，如果原料的品質沒有辦法控制，產品的質量就沒有辦法保證。

作為企業代表，江曉華指出，因為前端垃圾分類沒有做到位，才造成后續工作的復雜。對此，薛濤總結認為，前端粗放的處理方式，必然在末端的某個角落里出現問題。因此，對于飛灰的處理，前端的垃圾分類也至關重要，這也是國家推動垃圾分類的重要原因之一。

飛灰處理技術選擇，要認清真正的敵人

“飛灰為什么危險？是因為其富集重金屬和二噁英，特別是重金屬。”劉建國強調，飛灰處理的敵人是重金屬。如果處理飛灰可以把重金屬的問題解決，就是可以解決問題的技術。如果僅僅把飛灰利用了，沒有把重金屬解決，沒有把風險控制到最小，這種技術不是最合適的技術。

鄭雅杰很認同這一觀點，他表示，飛灰處理最重要的就是重金屬如何處理回收的問題。“我們評價技術的時候，首先要看該技術處理以后能不能滿足后續處置的要求 。”王琪表示，重金屬處理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固化穩定化技術，固化技術一般都用水泥處理，水泥固化最大的問題就是增容太大。如果用鰲合劑，也有人認為在處理的過程中可能對環境造成另外一種危害。除了固定以外，還有另外一種方式處理重金屬就是脫氯，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水洗。利用水洗的方法除了脫氯以外，相當一部分的重金屬也脫除，但會有一部分的氯化物揮發，產生二次飛灰。如果按一年近400萬噸的飛灰產生量計算，假設二次飛灰占15%-20%，也要達數萬噸。

目前，垃圾焚燒飛灰可能的去向有兩個，一是進入填埋場，一是用來做建材。劉建國表示，我們最后要把飛灰的風險最小化，而飛灰的風險來自重金屬和二噁英。控制風險需要在源頭把強度削減。經過分解，破壞去除，二噁英進入后續處理風險就會降低。但重金屬由于不能破壞分解，因此很難做到源頭消減。那么切斷暴露途徑，可以實現控制環境風險的目標。固化、穩定化進入填埋場，是非常有效的切斷暴露途徑的方式。固化穩定化進到填埋場是國際主流的垃圾焚燒飛灰處理方式。基本思路就是把有毒有害的東西與環境隔離開，機理非常清楚，安全性有保障。現在很多地方的要求是干飛灰進入填埋場，并有嚴密的防滲設施。安全性是有保障的，有可能制約應用的就是沒有足夠的填埋空間。

“建材化的道路，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如鈣、硅和鋁等，但重金屬和二噁英，這些都是不利的因素。”劉建國強調，始終要記得敵人是誰，敵人是重金屬和二噁英，并不是鈣、硅、鋁等。一切建材化的方式，如果可以把二噁英分解、破壞去除，可以把重金屬的富集分離出來，才是可行的。

與會者積極參與話題討論與思考

跨界結合，或許是飛灰處理的未來方向

“危險廢物生產建材可以做，但考慮到風險性，不能大范圍推廣。”王琪認為，如果可以利用這個過程把重金屬回收，擴展資源也將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鄭雅杰也表示，回收重金屬，這就能真正地解決飛灰無害化，能不能達到這個程度，這是需要考慮的重點問題。如何使重金屬與輕金屬分離，這是技術處理的關鍵，關鍵的技術會用到冶金。鄭雅杰指出，從經濟效益講，冶金要看金屬的品位，假如有500萬噸的灰分，就會有近5萬噸金屬量，銅有比較好的價錢，最好的價格也僅是四萬塊錢一噸，單從經濟效益角度看，價值也不大。但從環境效益出發，最安全，最穩定，最無害化，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如果把冶金和環境聯系起來，就會做到雙贏的效果，可能飛灰處置的成本會更低。冶金資源化可能成為未來的發展方向。

江曉華從企業運營的實際情況出發，表示，公司在檢測飛灰時，也會取一些原始的飛灰（鰲合前的飛灰）做檢測，結果會發現有80%以上的飛灰不需要經過鰲合都已經達標。而對部分不達標的樣本檢測得出，往往是停爐和起爐的時候，飛灰是不達標的。而目前公司的飛灰處置現狀是格殺勿論，只要是飛灰就按照最簡單的標準進行鰲合處置，加3%的鰲合劑，之后到實驗室去檢測，合格后可以運走。江曉華指出，鰲合、穩定、衛生填埋，這是目前掌握最經濟，最方便的一種方式，而且也得到了大部分垃圾焚燒發電廠的認同。從企業盈利角度講，目前國家對垃圾焚燒政策的電價補貼為0.25元/度，而經檢測有80%多的飛灰不需要經過鰲合，就已經達標，如果還將補貼用到鰲合，這就失去補貼的意義。從這一角度看，是不是檢測符合標準的原飛灰可以不經過螯合進行填埋呢？

國家制定標準應該用最簡單的方法告訴企業怎么走，江曉華表示，如果有更好的方式和方法處理飛灰，希望可以寫進推薦名錄。目前很多的問題需要跨界結合，與冶金行業的結合或許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監管要協同考慮飛灰處理與處置問題

危險廢物管理的重點是追蹤，如果廢物的去向不確定，不知道會在哪一個地方產生環境污染，環境風險將相當大。對此，王琪介紹，危險廢物管理主要措施，目前包括，產生企業每年需要填報危險服務管理計劃制度，企業產生危險廢物需要每年向環保局申報，今年可能要產生什么廢物，性質是什么，準備送到什么地方處理，利用什么技術處理等等。如果送出去處理，需要執行轉移聯單制度，對危險廢物進行追蹤，過程管理相當嚴格。現在環保部也在修訂相關的管理辦法，程序將有所簡化。

目前我們經常將垃圾焚燒飛灰的處置和處理分開，王琪指出，這就出現一種非常尷尬的現象，在討論該用什么技術時，往往由于不知道最后飛灰會去哪里而無法判定哪種技術合理。

“在管理上不能將責任都推到環保系統，城建部門也應適當的承擔責任。”在《國家危險廢物名錄》（2016版）中明確，垃圾焚燒飛灰通過填埋或水泥窯協同處理手段時，可根據條例豁免。王琪表示，這就加強了管理，過去是一個婆婆，現在是兩個婆婆。用于焚燒飛灰的水泥要求比較高，不是所有的水泥窯都可以，水泥產業在建材行業中是管理最好的產業，也是最嚴的產業。王琪透露，目前正在與上海大學合作，制定關于焚燒飛灰污染控制技術規范和技術政策。除了對進入水泥廠和填埋場預處理提出要求，也建議將其作為建材標準規范。

江曉華就表示，之前飛灰的運輸一旦轉移到地級市，經過的審批手續就非常難，名錄的豁免政策確實減輕很多填埋場的壓力。

不僅僅是政府監管，社會的監管、企業自律也是很重要。江曉華表示，所有的飛灰到什么地方去，以及飛灰的檢測報告也可以隨時接受監測，這是作為企業必須做的。關于社會責任的問題，企業都會注意環境報告書和社會責任報告書。對于信息公開問題，我國90%以上的垃圾焚燒廠門口都有顯示屏，煙氣的排放指標等信息會進行實時播報。

此外，垃圾焚燒的成本預期太低也是目前存在的普遍問題。江曉華表示，簽BOT合同之前是有約定的，如果沒有參考，會按照生活垃圾填埋場的標準建飛灰庫區，預算成本在130元-200元錢之間（包括預處理費用）。王琪表示，預期低，但在收費的時候或者說進行處理的時候收費又太高。企業需要跟政府簽合同，規定一噸垃圾政府補貼多少，目前的現狀是成本很低。在這樣的條件下產生焚燒飛灰的企業，就沒有能力處理，于是采用各種方法逃避處理，盡量減輕成本，這也是非常難辦的問題。

看到問題，也要看到成績。任何事物都有發展的過程，劉建國認為，垃圾處理30年的發展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去年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95%。現在談飛灰中重金屬的含量和二噁英的含量上升，這是技術進步和社會進步的表現。對此，王琪也強調，的確，我們的管理水平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很大，我國固體廢物管理應該與我們的國際地位相配套，跟經濟發展水平相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