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焚燒近幾年在國內風生水起，很多人在推著它前進，也有很多人眼里進不得沙子，尋遍其負面內容而試圖“否定”，不過像30元/噸處理費的焚燒怎么可能不讓人詬病？

以黑煙、酸雨、二噁英、溫室氣體控制等為目標，生活垃圾焚燒從最開始的露天焚燒到如今的現代化焚燒經歷了很多改進——不僅是末端的煙氣處理還有爐型和工藝的改進，其中被很多人視為切膚之痛的二噁英，其實早在20世紀九十年代已經有成熟技術可以控制。下圖是日本生活垃圾焚燒設施二噁英排放總量的削減情況，可見二噁英是完全可以控制的而且還能控制得非常好。

歐洲一些國家現在致力于垃圾的精細分類然后熱解氣化，日本人則在對焚燒做著精益求精地改進：1、爐渣熱灼減率，日本目前對新建項目要求控制的目標值是小于1%，我們現在用的大部分還是5%的數據來評判是否完全燃燒。減少爐渣的熱灼減率，一來提高了廢物的熱利用率減少有機分的損失，二來也提高了爐渣資源化的價值。2、空氣比要從2.0向1.3的目標前進。在提高完全燃燒效率的同時，還要減少空氣比，這個是更高更嚴的要求。廢氣量減少（PM2.5會減少），后續的廢氣處理設施的運行費會減少，雖然熱氣體總量減少表面上會減少發電量，但是實際上需要預熱的空氣量減少了，所以，整體上應該是有利的。3、進鍋爐之前的廢氣會在焚燒爐內再循環燃燒，這樣應該是降低空氣比的一個措施之一。（4）使用高溫、高壓鍋爐4MPa×400℃。（4）進行低溫催化脫硝170℃以下。

最近有報告在談焚燒的社會成本，以及生活垃圾分類可以顯著降低垃圾處理的社會成本。這個報告核算出焚燒的社會成本為1089元/噸，全過程管理成本2253元/噸。報告同時還算出2012 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成本為1530.7元/噸。作為基本可以比較的兩個項目衛生填埋和焚燒，就這兩個數據而言，焚燒是優于衛生填埋的。

在計算焚燒的社會成本中，關于電價補貼，有這么一段話“由于焚燒廠并不是燃煤電廠，享受了土地劃撥、建設補貼，底灰、飛灰處置等政策優惠，大部分固定成本及可變成本都不需企業承擔，超過280kW?h的供電雖然按當地同類燃煤發電機組上網電價銷售，但相對于燃煤發電廠，焚燒廠通過售電獲得了更高的利潤。即使按燃煤發電機組電價售電，其利潤也應算作其獲得的額外補貼”。鄙人對這段有點不理解，同價銷售焚燒廠的利潤更高？是因為不需要花錢購買煤嗎？但是，在計算社會成本的時候，按其算法，已經把政府補貼的錢算進去了，垃圾的錢也算進去了，如果此處算利潤再計算一筆，是否有重復計算之嫌呢？特別是其利潤也應算作其獲得的額外補貼。本人非經濟學或者會計專業，觀點僅供參考。

對于健康損失的核算，主要把槍口對準了二噁英，但是，這里有個疑問是關于AERMOD模型預測大氣污染物最大落地點的濃度值有點疑問，這個大氣污染物是什么？似乎對應不上其報告中表5-1的數值，它似乎比表5-1中源頭排放的污染物濃度還要高。

最后，關于”生活垃圾分類減量后社會成本估計”這一部分內容，雖然比較了有無生活垃圾分類減量兩種情況，但是，這個比較是不全面的。文中僅僅說明因為生活垃圾分類減量引起進入焚燒系統的垃圾的量和成分的變化，從而降低了焚燒系統的垃圾成本。然而，實際上，生活垃圾分類減量同樣也有社會成本，只有在處理同樣量生活垃圾的基礎上比較才有意義，也就是說要進行比較的是兩個系統：焚燒；生活垃圾分類+焚燒。生活垃圾分類過程中的社會成本，當然也包括土地成本、不可避免肯定也會有政策傾斜？同樣也有三廢的污染治理以及健康問題，還有個人或者家庭的時間成本。（生活垃圾分類出來的廢物要進行預處理才能資源化，即使不預處理，資源化過程也是要占用土地面積。）也許存在數據獲取困難的原因，但是，既然臺灣有數據，可以借鑒過來推算一下。

說到臺灣的生活垃圾分類減量問題，可就其最近回應所列出的一些數據看一下：

1998年臺北市人均垃圾日清運量1.42kg，光這個值就是目前北京市人均生活垃圾產生量的1.5倍左右，不得不說臺北人確實需要進行生活垃圾減量。然后到2015年清運量降低到0.28kg，降低了80%，這個降低率非常震撼。再看說明：其中垃圾產生量“指一般垃圾量、巨大垃圾量、資源垃圾量及廚余量之合計”，即減少的清運量=巨大垃圾+資源垃圾+廚余垃圾?？吹竭@就能理解，這個80%是可能有“水分”的。

首先，“巨大垃圾”中有部分肯定會再進入廢物收運系統，而且很可能進入事業廢棄物，比如工業垃圾。為什么呢？沒有人今天買個桌子，明天就扔出去了吧，特別是扔巨大垃圾還收費的情況下，這些扔出去的巨大垃圾要么過時了，要么有什么缺陷。過時的巨大垃圾很有可能進入經濟不發達地區。而有缺陷的，肯定要修理。修理不好的或者成為某種原料進行利用或者還會成為廢物，這樣工廠出來的廢物就成了事業廢物，這個過程中肯定會產生三廢。從這個角度說，焚燒廠不一定在“搶垃圾”，而是確實有些事業垃圾必須進入焚燒廠處理。  

其次，“廚余量”其實也存在同樣的情況，7%的廚余做成肥料給周圍公眾，其他93%的廚余由堆肥場處理。后面的臺灣廢棄物統計里從2004年到2015年廚余回收量一直在增長，最高到834541公噸，然后有所減少，2014年是720373公噸，按照這個重量，大概可以推算一下好氧堆肥所需的面積，看看臺灣現在所有的堆肥廠加起來是否達到這個要求。筆者也手多了一下，據說臺北市一年大約產生5400噸廚余垃圾，專家們也可估算一下臺北市得劃出多少面積來用堆肥方法處理這些廚余。或者查查臺北市所有堆肥廠的處理能力，就可判斷了。

作者簡介 

朱芬芬，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副教授，長期從事固體廢物處理處置與資源化技術的開發和研究。同濟大學環境學院本科、清華大學環境學院碩士，后到日本京都大學留學。近年來主要從事城市污泥資源化能源化利用技術的開發、焚燒飛灰資源化利用以及二次污染控制技術研究。

附： 

關于《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報告》 的進一步分析與說明

（來源：焚燒成本課題組 律媒百人會）

2015年3月22日，《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報告》發布，通過界定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利用公開數據核算出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約為1089元/t，生活垃圾管理全過程社會成本為2253元/t。報告發出后印發業內各種爭議，包括徐海云等人都對報告提出了質疑，4月1日，焚燒成本課題組針對相關質疑作出特別申明，具體如下，僅供參考。

1、評估方法從社會角度出發

評估基于廢棄物管理的LCA框架，傳統的公式為：系統總成本=所有環節成本之和=各環節內部凈成本之和+各環節外部成本之和=（各環節內部成本-各環節收益）+各環節外部成本。此處，內部成本由于涉及處理廠的基礎設施建設、人員、運行維護等內部數據，在目前的信息公開條件下難以獲得，因此，做不到用內部成本對我們的估計進行核查。但處理廠的內部成本與內部收益之和，應為公共財政支付的所有補貼及費用之和，因此，在焚燒廠收益率10%以下的情況下，公共財政支出可用于估計內部成本。

站在社會角度，從公共財政、公眾支付（自愿或非資源）、捐助的角度，提出社會成本的概念。這一計算方法精度要求較低，更多是估算。此次采用的數據具有明確的出處和計算方法，遵守保守的原則，只計算直接成本，未包括間接成本。結果應當都是保守的。

2、臺灣省垃圾量統計方法一直未變，垃圾清運量下降，資源回收率提高是事實

徐海云先生用2014、2015年兩年的焚燒量數據說明臺灣省的垃圾量一直在增長，認為臺灣省垃圾減量是“統計出來的”，這是不科學的。我們的報告采用的是減量較好的臺北市的數據，人均生活垃圾日清運量從1998年1.42kg，降低到2015年的0.28kg，降低了近80%。從臺灣全省的情況來看，各項統計數據也呈現下降趨勢，焚燒量從2002年的最高點503.8萬噸降低到2016年299.3萬噸，降低了40.6%；人均生活垃圾日清運量從2000年的1.02kg，降低到2016年的0.404kg，執行機關資源回收率達到46.9%。2005是“一縣市一焚化爐”政策叫停的那一年。

*其中垃圾產生量“指一般垃圾量、巨大垃圾量、資源垃圾量及廚余量之合計”，即減少的清運量=巨大垃圾+資源垃圾+廚余垃圾，并非被“統計”入事業垃圾中。

其中，垃圾產生量、清運量、焚化量、填埋量的的數據為：“家戶、公共場所及其他非事業所產生巨大垃圾、資源垃圾、有害及廚余之外的一般廢棄物”，統計口徑詳細、明確，且一直沒有改變，如表1。臺灣省生活垃圾與北京市的生活垃圾范圍一致。

事業廢棄物指的是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笨煞譃椋骸肮I廢棄物、營建廢棄物、農業廢棄物、醫療廢棄物、教育廢棄物（由教育機構之實驗室所產生之廢棄物，包括學校附屬醫療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國防廢棄物’、其他廢棄物”。相當于我們所說的“工業廢棄物+建筑廢棄物+醫療廢棄物+禽畜養殖廢棄物+電子廢棄物+制鞋廢棄物……”

3、臺灣省焚燒廠“搶垃圾”，利用“家戶垃圾”焚燒廠燒事業廢棄物發電盈利

進入焚燒廠的垃圾中，有一般廢棄物，也有事業廢棄物，這是事實。從表2可以看到，雖然臺灣省和臺北市一般廢棄物進廠量分別降低8%、29%。但由于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廠量增加，導致總進廠量增加。佐證了臺灣省生活垃圾不足，焚燒廠“搶垃圾”、“焚燒事業廢棄物盈利”的事實。

臺灣省焚燒廠開放“家戶垃圾”焚燒廠，燒事業廢棄物是目前非常嚴重的問題。允許事業廢棄物進廠，使得原來可以回收與綜合利用的廢棄物都被焚燒。焚燒廠又委外經營，事業廢棄物產生者和焚燒廠共同游說，使焚燒廠成為城市新污染源，使公眾垃圾分類減量的成果被個別團體蠶食。

從下圖可以看出，雖然生活垃圾焚燒率從55%增加到100%，但一般廢棄物焚燒量處于下降趨勢。但事業廢棄物占比從20%左右，增加到40%左右，使總進廠量維持在全部焚燒廠的焚燒最大能力上

4、7%廚余贈予公眾，其余外運至堆肥場

《臺北北投垃圾焚化廠營運管理及環境品質檢測報告2016》也說明：“本廠依標準作業程序執行翻堆作業至半熟化后，將半成品外運至堆肥廠繼續后續作業?！狈贌龔S畢竟不是堆肥場，只是執行翻堆作業，7%的廚余做成肥料送給焚燒廠周圍公眾，剩下的由堆肥場處理，目前儲坑僅存累計進廠量的0.4%。廚余利用的確是目前臺灣省需要解決問題，但除了以工業化的方式處理廚余成為豬飼料以外，臺灣省也在探索其他方式，如每家使用廚余發酵桶堆肥、沼氣發電、集中堆肥等綜合利用方式，這都是替代選擇，但可以肯定的是焚燒不是廚余處理的理想方式。

根據臺灣省的教訓，對大陸來說，可以預見的是：如果各個城市不對焚燒廠的數量進行控制，垃圾分類減量還沒做其意義就已經歸零！工業等廢棄物焚燒將成為城市新的污染源！

2014年9月4日，浙江省溫州市曾發文《關于禁止工業垃圾進入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處置的通知》，要求市區臨江、永強、東莊等三座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禁止工業垃圾進入。原因是鞋服下腳料為主的工業垃圾焚燒后會產生有毒物質，不利于環境?？梢姽I垃圾對進入生活垃圾焚燒廠已經在伺機而動了，甚至已成既定事實！

5、關于自用電率等數據

（1）每個焚燒廠都有其不同的自用電率，在數據采用上已經進行過反復核實。高安屯的自用電率取自電力工業統計資料匯編（2010-2014），相對于直接訪談得到的數據，這是我們能獲得的最可靠的客觀數據；魯家山由于2015年才開始滿負荷運營，沒有統計資料，僅能采用竣工驗收報告的數據。這些基本數據的不全反映了我國生活垃圾管理上信息公開的不足。（2）折舊計算，采用直接成本法，即根據政府實際支付的建設費用求取焚燒廠的年分攤成本。采用年限法中的直線法，即假設建筑物的經濟壽命（特許經營期30年）期間每年的折舊額相等。（3）土地成本，采用機會成本法，即用所犧牲的替代用途的收入來估算。用目前焚燒廠所在土地的基準地價與焚燒廠占地面積之積作為土地價格，使用等額序列支付現值法作為每年土地的租金價格，且僅計算政府補貼部分。（4）三個焚燒廠由于飛灰是經營主體自己承擔，所以記為0，并未記為成本。

從數據角度，由于我國城市政府沒有公開的生活垃圾管理成本專項統計或核算，僅公開公共財政預（決）算報告中的一個指標，即“城鄉社區環境衛生”項目支出，范圍廣大且無明細數據，生活垃圾管理成本猶如黑箱。這使多方求取補貼而以低成本誤導公眾成為可能。相比先進國家和地區的管理水平，生活垃圾管理的統計與信息公開亟需確定標準。

6、二噁英排放健康損失評估使用美國公開法規的方法，我國亟待建立危險空氣污染物風險評估制度，源頭控制二噁英是世界共識

地形氣象數據都是公開的標準數據；排放數據也取自焚燒廠自身的環評報告與二噁英監測報告。數據均在合理范圍內。

估計方法是國際上成熟，但在我國還未使用的健康損失評估模型。“監測不到的水平”并非是安全的。本報告采用的美國公開的法規方法，即擴散模型+暴露途徑分析+劑量反應方法。

焚燒廠0.1ngTEQ/Nm3的排放標準并不能保證城市居民有“充分安全的邊界”。隨著焚燒廠數量的增加，或者環境介質中二噁英背景濃度的增加，居民的暴露值及致病風險也隨之增加。對此，美國EPA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危險空氣污染物的風險評估，包括對危險空氣污染物致癌風險和非致癌風險的評估。加州對危險空氣污染物進行風險評估，計算單個污染物的個體終身致癌風險后發現大于一定概率的，需要進行風險減量。

預防或減少人類接觸二惡英的最佳途徑是通過控制源頭，也就是說，嚴格控制工業過程，以減少二惡英的形成。

7、北京市生活垃圾具有分類、回收潛力

人均生活垃圾日清運量、垃圾含水率或熱值是考察回收潛力的重要指標。2015年北京人均生活垃圾日清運量0.997kg，臺北市2016年的情況是0.247kg。朝陽循環經濟產業園之前公布的2014年垃圾含水率均值數據為54.27%，入廠熱值為1623kcal/kg（未區分干基、濕基，低位、高位，且數據已下架），顯然還有改進空間。目前我國資源回收率并無統計，以所謂觀察進行回收率的判斷，認為完全依賴非正式的回收渠道就能實現回收資源、分離有害廢棄物、解決回收及再利用過程中的污染為題，未免過于樂觀和武斷。

8、相關意見中對數據的截取，有故意歪曲之嫌

現有的意見中，對數據截取，疑為故意為之，略舉一二：

上圖想要說明焚燒率一直在上升，這是沒有問題的。分類之后的其他垃圾的確不得不選擇焚燒。但是未截取“回收量”、“回收率”、“每人每日生活垃圾日清運量”。從下表可以看出由于資源回收，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從2000年的1.03kg降低到2016年的0.40kg。

“累計進廠廚馀量22.62萬噸，作為堆肥半成品外運量只有1.3846萬噸，占進廠量約為6%。”未提及同一份報告中的剩余94%廚余去堆肥場的事實，有故意造成誤解的嫌疑。

總之，本報告的研究結論是源頭分類、減量后再焚燒或填埋，這才是最有效的戰略。另外，進一步提出要根據分類減量規劃嚴格控制焚燒廠的數量，否則“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的污染控制效果將付之一炬。我們需要建立有利于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的法規與政策體系，需要明確的目標與執行系統，也需要公眾監督和社會參與。

我們認為作為一項公共政策，跳出“焚燒是處理垃圾最好方法”的藩籬，參考先進國家和地區的管理經驗和效果，從經濟的角度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是生活垃圾管理的必然選擇，而無害化前提下的低成本化應作為生活垃圾管理策略選擇的重要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