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市容清潔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一名一線的環衛工每天的工作包括:清掃街道、行人路和小巷;清倒垃圾筒內的垃圾,擦洗垃圾筒;清理下水道和溝渠以免阻塞;清理草地上的垃圾,保持草地整潔……這樣的工作并非一次就到位,丟垃圾的情況“周而復始”,環衛工人收拾垃圾同樣“周而復始”,按廣州某區環衛局隊長算的一筆賬:以赤道40,000公里來算,一個環衛分隊一年要繞赤道走兩圈多。
而承擔了這些最臟最累的工作的,卻是本該在家享福、弄孫為樂的白發族。
“老弱病殘爭環衛”,在中國各地的環衛工隊伍里,70歲以上不稀少,50、60歲很常見,40幾歲算是年輕人。《一線環衛工人生存狀況調查》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湖北省W市一線環衛工人以40歲以上的中老年為主(50歲以上占比74.0%),40歲以下的環衛工人僅占被調查者的2.1%。本該弄孫為樂的年齡卻到異鄉從事最臟最累的工作(環衛工人大多來自外地,廣州環衛工人當地人的比例為8.6%),而環衛工人年齡構成偏大又使這份本來就不安全的工作變得更高危。以大連為例,2011年以來,環衛職工在正常清掃作業中,遭遇車禍導致的人身傷亡事故共有109起,其中死亡17人。
作為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逢年過節,環衛工總會被各級領導接見慰問,被企業老板宴請吃飯或者捐助,網絡上也會出現類似此次“少放鞭炮,讓環衛工早回家過年”這樣“憐憫弱者以情動人”的輿論狂歡。
然而,環衛工們最需要獲得的公平職業對待,卻沒有得到切實關注。
首先,收入與勞動付出嚴重不符。環衛工的工作是辛苦的工種之一,甚至屬于高危行業,但工資水平最高的北上廣深等地,也僅僅是在城市最低工資標準線邊緣掙扎。以廣州為例,一線清掃崗位的環衛工工資標準為每月2500元左右,其中崗位補貼仍然維持20年前的標準,僅為每天5元。而工作環境上缺乏基本保障,工具基本上還是老四件——掃帚、撮斗、鐵鍬和手推車,連一個喝水、避暑、遮風、躲雨、更衣的地兒都沒有。更不用談社會保險、定期體檢等社會保障。
在各種官方話語體系、媒體語境里,承擔光鮮城市下最辛苦最骯臟工作的環衛工是最可愛的人,被賦予各種“最美”稱號,是“城市美容師”、是“馬路天使”。要定期贊揚環衛工感人事跡,給他們“披紅戴花”。
但現實環境里,公眾對環衛工的職業尊嚴普遍是忽視和貶低。后者被認為是沒有文化、素質低、外表臟的“次等公民”。
2006年《浙江日報》曾刊發了一篇題為《環衛工人節將來臨 環衛工人最需要的是尊重》的文章,揭示環衛工人“被嘲笑被戲弄被惡打”的社會現實:嚴重受辱的事例在全省各個環衛所(站)平均每年發生5起。自1996年來,杭州就有924名環衛工人受到過辱罵。十來年過去了,情況并沒有什么變化。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環衛工人生存狀況及其影響因素”的調研數據顯示,超過70%的環衛工人表示“受歧視,不被尊重”是他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難,環衛工人幾乎都曾受過身體上或言語上的傷害,行人的冷眼相對、冷嘲熱諷,甚至破口大罵,行人認為環衛工人地位很高的比例僅為7.21%。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現代城市已經不是原來城市規模,大量的垃圾需要收集、處理,需要技能化、專業化的現代化環衛隊伍。但在中國,對一線環衛工的學歷要求普遍偏低。根據廣州市長陳建華2013年提供的數據,廣州市90%的環衛工人為初中或以下學歷。文化程度較低,那上崗前是否有針對崗位進行相關培訓?結果同樣令人失望,學者陳克娥《一線環衛工人生存狀況調查》的數據顯示,接受過崗位培訓的環衛工人是少之又少的,大多數都沒有參加過崗位培訓。
事實上,中國的環衛工人從事的也仍然是以掃帚、撮斗、鐵鍬和手推車為依靠的最原始的工作,只要四肢健全就可以勝任。也就造成環衛工面對這份辛苦而危險的工作缺乏議價能力。干最苦最累最長時間的活,報酬卻是最低。并且該工作對從業者的職業技能也不會有所提升,相反可被替代性極大(各大城市環衛工的流動率普遍超過20%)。這樣一個底層職業,當然難以吸引青年一代,也容易被公眾所忽視。
應該說,隨著勞動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中國大多數勞動關系領域的問題在逐步減少,一些管理盲區也在逐步解決,然而,作為政府的公用事業之一,環衛行業還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存在的問題也一直沒有較大改觀。
工作25年后,因年齡過大,環衛工謝若凡被長沙市芙蓉區環衛局辭退。由于工作期間環衛局未與他簽訂合同,也沒有繳納社保,被辭退后的謝若凡沒有生活保障,老無所依。謝若凡老人并非孤例,而是編制外的環保工人的典型遭遇。
在中國,環衛部門是以事業單位存在的,但是,絕大多數環衛工人并非編制內的正式員工,而是編外工、臨時工。以福建省為例,福建環衛工約有4.3萬人,正式職工占職工總數9%,主要從事管理和相關技術工作;編外職工占26%、臨時工約占65%,主要從事清掃、垃圾轉運和終端處理等苦臟累險工作。財政只負責編制內的少量環衛工待遇,而編制外的大量環衛工基本由承接項目的外包環衛公司解決。后者往往以工人年齡大不符合繳納社保條件、無法連續繳交15年而拒絕其參保,甚至簽訂勞動合同。這些編外人員既不屬于事業單位職工,也不算企業職工,管理形成真空。
環衛部門作為事業單位存在,意味著有編制的環衛工人是吃皇糧的“人上人”。2013年,哈爾濱市面向全國招聘448名有事業編制的環衛工人,吸引了29名碩士研究生前來應聘,最終7名入選,“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制里”的心聲讓所謂的職業發展、人生價值顯得蒼白無力。
而在國外大部分國家,環衛部門都是以用工部門的性質存在,按照勞動合同法納入企業職工范疇,有了明確的勞動關系,工資、社保、福利待遇等都可以得到解決,并且薪資豐厚。在美國,清潔工的工資(年薪)可達到4—5萬美金。在英國,環衛工是普通體力勞動者中薪水最高的。而據韓國《朝鮮日報》2013年1月報道,韓國慶南昌原市欲招聘7名環衛工人,應聘者有278人,競爭率接近40∶1,其中高學歷占比44%。但與哈爾濱“誘人”因素不同,韓國是環衛名額下的高待遇、高福利:環衛工人年薪可得3200多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8萬元),退休也有保障。
若環衛部門一直以事業單位存在,有限的財政撥款讓大量編外環衛工既不能成為體制內的事業單位干部,又不能按照勞動合同法納入企業職工范疇,這樣的尷尬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在當下中國,環衛工是技術含量不高、工作崗位分散、被替代性大的工作,這是勞動法的陽光所難以照耀之地,勞動者的權利比起某些被認為是血汗工廠的企業,更加受到抑制,如何保障他們的權利?
首先,用法律法規做依托。以環衛工人的安全為例,國家目前還沒有一部關于保障環衛工人安全方面的法規,環衛工人的作業權、環衛工路權、作業中被碰撞后如何重懲肇事司機、以及以什么標準給予受傷害環衛工人賠償和補償……需要有關部門盡快調研,出臺相關政策。像香港《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就明確規定:任何人如妨礙阻撓環衛工人清掃垃圾工作,或堆放物品于馬路上,均屬于犯罪行為,法庭除判處其他處罰外,可命令將該物品沒收。
除了法律發力,工會也是必不可少的。事實上,如何在市場化的條件下保護環衛工這一類技術含量不高、工作崗位分散、被替代性大的勞動者的權益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運動,也面臨類似挑戰。我們可借鑒加州舊金山碼頭工會和清潔工會的“用工廳”制度:工會把工人組織起來,并對該工會控制區域的所有清潔工作工會化;每位會員的資料都登記在案,特別是入會時間,這成為決定收入和工作安排優先性和福利待遇的基礎,即年薪制度或資歷制度(seniority)的基礎;工會還負責談判工資等級的水平和福利待遇水平等。
技術的革新和職業培訓同樣必須,最起碼在現有的條件下把“老四件”安裝警示燈和語音提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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